重生明帝，但大明已经没了 第265节

    “朕打算沿着长城外侧，去察哈尔一趟，和那些个漠中蒙古诸部会一会，侯服可愿为朕扈从？”

    “臣万死不辞！”

    张名振只觉得心中激荡万分，顿生豪气干云，便是此刻赴汤蹈火，也是值了。

    “那朕这七尺之躯，可就全权寄托于侯服了。”

    朱由榔笑着让张名振重新入座，而后转头对下方还战战兢兢跪着的一众蒙古头领们道

    “诸位头领，可愿与朕同往啊？”

    “此乃微臣等大幸，岂敢不从！”

    一众人自然是再无言语

    得到自己预想的结果之后，朱由榔倒也不再为难人家五十多岁的老同志了，重新挥手让所有人入席，酒宴继续进行。

    席中，还颇为亲厚的询问了昆克勿和几位其他头领的子嗣状况，听闻昆克勿儿子已经三十几了，不大可能再入学读书，朱由榔也不为难，而是大手一挥，让对方入御前司，培训后以军官在御前供职，并亲自赐了个汉名唤作“梁忠兴”（喀喇沁本姓乌梁海氏），效昔日汉唐旧例。

    其他部落，如果嫡嗣过了入学年纪的，也效此例。

    当然，在敲打的同时，朱由榔倒也不算亏待这些人，不仅承认了喀喇沁等部吞并了科尔沁左翼的事实，而且还给了昆克勿一个“安北都督府右路招讨使”的从三品职衔，不算亏待了。

    一番推杯换盏，宾主尽欢，当然，至少朱由榔这个主是欢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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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基本的方略定下来，但具体事务还需要规划。

    关于安北都督府的设置，事前朱由榔已经和诸位宰辅通过气，也书信询问过枢密使李过，以及李定国的意见。

    大家都是赞同的，毕竟草原问题，向来是中原王朝一块最大的心病。

    能设置一个专门“御敌于国门之外”的军事外交机构，是必要的。

    在过去，洪武、永乐，大明兴盛之时，也多有过类似的尝试，当年遗留的奴儿干都司就是个例子。

    李过甚至还认为，安北都督府的级别不够高，毕竟虽然现在连漠南都不能完全辐射，只能管得了十几个表明态度的部落而已，且人心各异，但随着时间发展，以后其所辖范围肯定越来越大，说不得还要包括漠北乃至于更北的北海“贝加尔湖”等地。

    如此大的职辖范围，只以和各路野战军以及各省都司相等的都督一级，未免不够看，他建议可以直接恢复唐时大都护府旧制，设置一个高于都督，仅在枢密使、大都督同知之下，与大都督府佥事相等的大都护来统辖。

    这样一来，不仅位当其权，而且也能健全明军的将帅晋升机制。

    李过的考虑非常深远，随着北伐结束，朝廷整顿各地防务，很快，过去屈指可数的都督，会迅速扩编，各个要害边防省份，都会有都督一级坐镇都司。

    那么军中指挥体系，从都督到最高的枢密使-大都督府同知-兵部尚书三元最高品阶之间，缺少一个资历品阶，作为转圜。

    比如有了大都护这一职务后，天子就可以定期将朝中的枢密使、大都督同知与外面督军的大都护轮换，从而避免朝中主帅久不统兵，或是外部边帅久不入朝的尴尬。

    毫无疑问，这才是老成谋国之思，朱由榔也深以为然。

    国家的统治模式不应当是完全一致的，而是得因地制宜。

    对于那种距离中枢过于遥远，必须要放权，但又有所顾虑的方面之任，多一些制度上的考量，是完全正确的。

    事实上，当年唐时大都护地位极高，仅次于三公，与作为宰执的尚书仆射同阶，也有类似考虑。

    而事实证明，这些距离大唐核心万里之遥的边帅、边军，居然比帝国内部的军事力量，更为可靠和忠诚。

    而且虽然李过没说，但朱由榔已经能想到，这一模式，日后也可以在未来大明可能拓展的外围疆域以及势力范围，比如西域、东南亚等地设置推广。

    不过饭还是要一口一口的吃，眼下明军还不他可能在北面投入太多力量，朱由榔让张名振留在北面，更多的是利用明军得胜席卷而来的威压之态，先暂时镇住这些蠢蠢欲动的蒙古诸部。

    等未来养精蓄锐，腾出手来，自有其他计较。

    此时贸然设立一个安北大都护，首先是张名振本人威望不足，骤然升到如此高位，容易引起军中非议。而不用张名振，便也只能以李定国、李过二人而已。

    但朱由榔暂时还有不少任务要交给这二位，完成战后必要的防务改革，而且突然调走其中一人，也意味着要空出来一个关键位置，同样不合适。

    且也容易打草惊蛇，让漠北诸部有所惊惧防备。

    还不如先把“大都护”这个胡萝卜高高悬起，让那些个刚刚志得意满的都督们，有点理想追求。

    等日后北面草原大局用兵之时，再行考量不迟。

    本小章还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！事后，朱由榔又在沈阳待了几天后，再由张名振领军开路，数万人浩浩荡荡，沿着长城外侧，往西面而去，却并非准备入关回北京，而是一路朝着察哈尔腹地。

    后军五个师，近六万骁勇，加上后军、左军全部骑兵，两万余骑，旌旗昭昭，一望无际。

    等大军行到宣府、大同，还有文安之那边的光复骑军精锐过来扈从，令漠南诸部蒙古，惊怖敬畏莫名。

    这一路上，朱由榔倒也不急，也不让下面急行军，而是慢悠悠的沿着长城外围边塞，走走停停，不时还接见一下军中将校，和沿途蒙古部落头领。

    同时，关于这些日子，军中诸多将帅，都紧张兴奋之余，翘首以盼的防务整顿方略，也逐渐从行在传出，而后经由北京的中枢转为正式旨意后，下达出去。

    诸地都司，以陕西、山西、北直、辽宁、云南这五个地方最为紧要，诸多军中将帅，亦是纷纷自荐，奏章都快堆满朱由榔的书案了。

    朝中也私下将陕、晋、冀、辽这四地北面的要害位置职位，称为“四镇”。

    当然，最要害，也最容易建功立业的，还是得算张名振的安北都督府，但那不是已经被陛下定了嘛。

    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明眼人都知道，这五个地方，以后肯定有仗大，而且是大仗。

    作为军人，还有什么是比战场之上建功立业更吸引人的？

    而中枢传出来的旨意，也还算兼顾军中各个派系

    陕西都督艾能奇，北直都督冯双礼，都还在大家的意料之内，这二位，都是左军一系中，仅次于老大李定国，和都督刘文秀的存在，干了快八年总兵的白文选，也终于升到了辽宁经略副使位置上，虽然还是比都督低一级，但经略使王夫之是个文官，具体领兵军事的事情，事实上是由白文选负责的。

    而颇为关键的山西都督，则是由前军的资历老将郝摇旗担任。

    至于原本颇受众人期待，作为当年天子的元从老将，认为会出任四镇之一的胡一青，居然意外被安置在云南都督的位置上，算是出乎意料了。

    不过，虽然大体的人事安排已经有了着落，但具体编制上，还都是个空架子，各地都督府所辖多少人手、编制，有多少财政预算，都还需要枢密院和宰辅一起慢慢交代核算。

    不过这次扈从朱由榔的安北军，算是最早敲定编制的。

    张名振麾下，先是有三个骑师、三个步师的直辖编制，另外还能领东、西、南、北四路招讨使，这些招讨使主要是用来招抚和辖制蒙古番兵，作为“仆从军”，类似于昔日东汉的“护匈奴中郎将”、“护乌桓中郎将”。

    既可以由汉官担任，也能用归化较为忠诚的蒙古部落头领担任。

    当然，此时还没有具体分割，故而张名振还是领着光复后军编制来扈从朱由榔出巡，待事了之后，会有具体分别。

    至于余下的光复前、后、左、右、中五路野战军，则是作为朝廷直属机动力量保留下来。

    只是战事结束后，不可能继续保持五十多万人的编制，缩编精简，将多余人手分配给各地都督府，却是可以预见的事情了。

    第7章 千秋之计

    在这一众基本敲定的决策当中，明军未来的制度架构被基本敲定下来。

    整个决策过程称不上朱由榔一个人独断专行，但在征询意见的过程中，都只是直接写信向北京的宰辅以及军中将帅，单独问对。

    按照朱由榔在肇庆时期就建立起的某种“潜规则”，军中那二三十个主要将领，和朝中尚书以上的部门领导们，和朱由榔本人之间，都是有着在朝廷旨意文书之外，只由中书科接手的私人信函。

    这就是所谓“威望”带来的特殊权利了。

    有句话说得好，“明君是革命的最大障碍”。

    这些私人信函看似不具有任何政治效益，但对于一个君主制国家，君主又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，取得了超然的权威，那么他说的每一句话，哪怕没有什么宰辅签章，哪怕没有盖上国玺，哪怕只是几张草纸上的只言片语，本身都能拥有至高无上的驱动力。

    这也正如南京城那些在理学体系开始逐渐解体后，新兴的各流派学社中，所公认的那样。

    黄宗羲就极为一针见血的指出

    当今天子所作所为，不是在限制自己的权力，而是在限制后人的权力，不是在为现在做准备，而是在为身后事做准备。

    事实上，朱由榔本人，通过这种取巧的方式，直接绕过与宰辅的讨论，来敲定防务改革事宜，倒不是说他害怕朝中大臣给自己出难题，或是认为对方会阻碍自己。

    而是在逃避一些更为本质的冲突，以及延缓某些正在暗流涌动的政潮发生，算是在转移注意力了。

    朱由榔这人没啥太大本事，但唯一值得庆幸的，是接受了十几年的教科书体系粗糙灌输的政治教育。

    用他所了解的话来说，那便是，在北伐完成之前，对于自己麾下的整个政权而言，乃是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，所以顺军、西军，江南士绅，郑氏海寇，两广官吏，等等八竿子打不着的利益集团，才能有限的结合在一起。

    而现在外部战争的结束，并不能完全磨平内部的沟壑，许许多多曾经掩盖在民族矛盾之下的利益冲突，正在集中涌现。

    关于如何应对和处理这些事情，他自己也没有太大头绪。

    比如，首都问题。

    看似只是关于南京、北京之争，其实背后远不止如此。

    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便是，南京或者说应天府本地士民，大都倾向于定都南京，但其他江南地区的士绅，却又反而倾向于还都北京。

    因为定都北京还是南京，根本不是问题的本质，问题的关键在于，是“还都”，还是“定都”。

    再深入的说，过去，为了抗清，为了挽救危局，天子和当局所作的绝大部分决策，大家还是能报以某种容忍的。

    但之后呢？过去那些“卧薪尝胆”还作数吗？

    比如，士绅一体纳粮，过去可以说是为了筹措军饷，为了推动北伐，那现在又该如何？

    政治上的问题，不是不同意就作数的，就算朱由榔再强硬，难道就能制止许多事情了吗？收税要派出官吏，而这个时代，绝大多数官吏，又是什么出身呢？当然，大可以用高压政治，用铁腕去镇压，但你又让谁去做这些事情？不可能以后不收税了吧？

    哪怕是最忠诚的军队，自己同样也有利益考量，这些军中将帅，真如李定国那种有些“武穆遗风”的，又有几人，对于更多的“北伐功臣”、“中兴功臣”而言，他们出生入死，难道不就是理所应当要获取政治特权，就应当高人一等吗。

    中书科之前就有所统计，早在东征胜利以后，中军都督赵印选，先后在南直、广东，购地过万亩。

    且不言钱是哪来的，军中一些陋习，朱由榔也有耳闻，但这些事情，难道就只有赵印选一人吗？这些，于北伐当中，完成了阶级跃迁的功臣们，又心甘情愿纳税贡赋了？

    当年朱元璋清肃官员，自然有极大的政治考量，但那些个淮西功臣们又哪里是冰清玉洁？

    早在东征结束后，朱由榔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

    自己麾下这个看似无比忠诚的班子，事实上在迅速和既得利益集团媾和，迅速完成自身的“蜕化”。

    可自己又能如何呢？怪他们做得不对？几千年来，历朝历代难道不都是如此吗！

    都说汉光武如何如何中兴，可谁又知道，光武帝临死之时，却只能叹息“朕无益百姓”。

    自己能说什么，告诉他们，这样是不对的，否则早晚有一天，还会被另一个李自成、张献忠推翻？

    从光烈七年秋，到光烈八年春，一直到留在北方，朱由榔看了许多，也想了许多。

    只觉得，自己眼前，明明是大好局势，再也没有什么危在旦夕的生死胁迫，却反而步步维艰……

    仿佛一个杂技演员般，手持平衡木，走在细细的钢丝绳上

    他可以选择看不见，选择“什么都不知道”，假装忘记那滚滚而来的历史潮流，忘记自己曾经所接受的教育、价值观，忘记为了让自己能够活着站在这里，尧山、军山湖那些血流成河的牺牲。

    本小章还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！做一个真正的“光武帝”，做一个“时代局限性”下的封建皇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