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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庆镛和他的故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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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提起陈庆镛,对泉州人来说,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。说话间,自然是他敢于直谏,是清朝出了名的“天下三大鲠直御史”之一。

    陈庆镛的直谏之名,能与朱琦、苏廷魁齐名,是因他在道光二十三年间,在无人敢言的情况下,毅然愤书了申明刑赏疏,使道光皇帝重新起用琦善、奕山、奕经、牛鉴、文蔚等卖国贼的意图破灭,不得不收回成命,让这帮人闭门思过,终生不用。

    陈庆镛是清后期著名的爱国志士,他支持林则徐禁烟,是著名的儒家思想传承人。鸦片战争时期,作为主战派人士,他与林则徐等人的政治主张一致,坚决抗英斗争,并对抗英中牺牲的英烈,深表崇敬,著诗悼念。

    一方面,他坚决要求强化水师,刑赏分明;一方面,又提出了“以夷制夷”的战略思想,试图通过政治改革,重振大清帝国;同时,他又坚守着二千多年的儒家思想,对内主张忠君报国,坚决镇压农民起义,以维护清王朝腐败的封建统治。

    陈庆镛是清代知名的儒学家,他饱览古今、知书达礼;为官清正,教书育人。特别是他奉行的“实事求是”精神,更为后人推崇,发扬光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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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金秋时节,我们一起来到陈庆镛的故居,在他的故居前,同时想起了这位泉州乃至中国知名的前清故人——著名的儒学家和直谏御史。

    陈庆镛的故居位于西门外塔后村(今属丰泽区),其占地面积500多平方米,是一栋传统的闽南风格古大厝,至今已有190年的历史。由于风雨削刷,故居除了书房保持较为完好之外,其内部主体结构已大部分坍塌,但四周的墙体依然还在。后来,陈庆镛的后人对故居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翻修,根据原状,把主厝的前半部分全面翻修了,后半部分则原封未动,保留在苍老的岁月之间,静静思考。

    我们由左往右而行,古大厝经过翻修的前半部分,下石上砖,中间的窗户是整块的辉绿岩雕刻而成的窗石,三根竹状似的柱体,盘着花鸟,内圆外方,四个方角上各有四只展翼的蝙蝠。自古以来——“蝠”即是“福”也,四角上刻有蝙蝠,其寓意为四方来福!左边护厝门上,有一块石碑,刻有陈庆镛的亲笔题书“实事求是”四个字。

    由正门而进,石大门上的横批上写着“颂南风韵”“颂南”即为陈庆镛的大号,故“颂南风韵”四个字,也该是后人翻修时请人书刻上去的,并非古厝原有。石门之上,还有一块木制匾额,上面有楷书“黄门”二字。据乡民介绍,当年道光皇帝曾微服御访过陈家,故在陈庆镛的故居门上,有“黄门”二字,实乃大谥也。然根据史实,道光皇帝其时年事已高,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,想从北京微服来泉,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

    那么,这“黄门”二字又作何解释呢?原来,据传陈庆镛曾有一同僚名士,在他大厝落成之时,为他题写了“芡门”二字,是为相赠也。故当时陈庆镛的府第,有人称之为“芡门居”或“芡门府第”

    后来不知何故,民间流传道光皇帝曾经微服御访过他家。加之时间一久“芡门”二字的匾额年久失修,不知是丢失还是损坏,民间纷纷传说,此二字应该是“黄门”吧?表示皇帝曾经入过此门。自然,不管是民间百姓对他的尊重,还是传说中的以讹传讹,后人重修此居时,便想当然地把“芡门”二字,修改成了“黄门”

    然而,此二字一经修改,则其意全变,大大扭曲了陈庆镛同僚的本意。原来“芡”是一种睡莲科植物,和荷花、莲花相类似也。它们生长在水中,故出污泥而不染,其果实可以入食亦可以入药。陈庆镛的同僚本想借用莲花之意,称赞他刚直不阿,为官清廉,深受朝臣的尊重。故赠“芡门”二字时,其意正是清正廉洁之门也。

    事实也是如此,陈庆镛的故居虽是传统的闽南古大厝建筑,却在建筑风格上全部趋于平民化。除前半部分翻修后情况不详之外,其原来的外墙裙亦是大块花岗石头砌底,上面的砖墙则是外砖内土块的“土葛封砖”式砌体,而内墙则用芦苇秆竖编,在外面抹上一层泥灰分隔墙板。整栋建筑从内到外,均为平民式建筑风格,没有半点奢侈之状,也不见一处雕梁画栋、安金抹彩的。足见其一世为官,两袖清风,一尘不染。

    入得正门走过天井,便是上厅堂了。厅堂上立有四柱,正中梁上挂有“进士翰林”四个字的牌匾。陈庆镛26岁中进士,后来官至御史,故再往后看去,正大梁上悬挂有一块“圣旨”的金牌;厅堂正中之梁上,则有另外一块牌匾,上面书有“监察御史”四个字。从内到外,这些牌匾都是用深棕色的主体,烫上金字。

    自然,以上这些,都是后人翻修时加上去的,并非故居的原物。堂中正坐的“颂南公大人像”所着的并不是清朝的官服,而是不知哪一朝代的服装,看那样子,似乎有点形似古代的财神爷,不知何意。

    除了前半部分正面结构倒塌重修之外,其外墙体及外墙体上的砖花格子,基本上保持完好。左后侧的书房,更是保持原貌。其整体结构完好,似乎不见有老朽之态式。可见,这190年的风雨飘摇,对这护厝,并没产生多大影响。

    护厝的前方,有一株古树,不知何年何月所栽,看来,已经十分苍老了。它应该能够看到,陈庆镛当年忙碌修学的身影。但古树不语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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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道光二十四年,陈庆镛因上奏河防筹画疏,周详地提出了修治河南一带黄河河道的计划,并指出:“河治一日,则民安一日”的政治见解而被解职还乡。

    回到泉州之后,陈庆镛并未闲下来,他四处联络,置办学校,教书育人。在泉州创办了“清源书院”又到厦门的“玉屏书院”去讲学。道光年间,由于内外交困,百姓的生活颠沛流离,民间出现不少弃婴,陈庆镛心生怜悯,在安海倡办了一所“育婴院”这是泉州近代史上最早的慈善机构。后来,陈庆镛又在“育婴院”的基础上,开办了工读学校,主张:“既要收养弃婴,还当具培育之责。”

    道光三十年(1850年)一月,咸丰皇帝即位之后,受林则徐和大学士朱凤标的推荐,陈庆镛被重新起用。咸丰皇帝复授他为御史补江西道监察,后又将他调任陕西道监察御史。其间,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已袭卷大半个中国,攻陷、定都南京并改南京为“天京”整个清朝政府风雨飘摇。

    因其声势之浩大,各地会党纷纷响应,陈庆镛向咸丰皇帝请辞回乡,受命在泉州督办团练,与起义军对抗。在他的领导下,闽南地区的起义军很快就被镇压了。

    咸丰八年(1858年)八月三日,陈庆镛病逝于泉州团练公所,享年63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