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十四章 位列京卿

    这日阮元归家，把升迁之事也和杨吉说了，杨吉自然也大喜过望，想到阮元一次升到四品，官俸应是可以让一家人自给自足了，便又问起江彩的事。

    这一次阮元也不再反对，只是考虑到江彩毕竟之前水土不服，这件事不能自己做主，而是应该让她来做决定。很快修书一封前往扬州，询问江彩的意见。

    两日之后，阮元等人的大考成绩，升迁情况，翰林院一一公布。刘凤诰、胡长龄都列在二等，刘凤诰授侍读学士，胡长龄授侍讲学士，汪廷珍和刘镮之也在二等，只是名次略为靠后，分别授了五品侍读。那彦成列在三等，因满官缺多，也授了侍讲，只是卢荫溥因列在三等，乾隆将他改部，做礼部主事去了。

    这一日翰林诸人也大摆宴席，相互庆祝高升。阮元列在第一，又授了少詹事，官职已是各人之首，故而胡长龄、那彦成等推了阮元坐首位。阮元推辞再三，才勉强坐下。胡长龄看阮元高升，也不禁笑道：

    “伯元，我来翰林这些年，也听说翰詹升迁，不拘于常品，可一次从正七品升到正四品的，你不仅是我见过的第一个，即便是我所有听闻的翰詹先辈里，也绝无你这般先例了！所以今日这顿酒钱，你就不要客气了，替大家出了吧！”他之前也因和府送礼一事，与阮元不多言语，可半年来那彦成四处奔走为阮元说情，刘镮之也把阮元改易字迹一事告知大家，他也就不再相疑，和阮元交好如初。

    阮元也毫不相让，道：“西庚兄，小弟这次得蒙皇上垂青，实在惭愧，这酒钱自然是要出的。可西庚兄不也从六品的修撰，直升到四品的学士了吗？若是只让我出钱，你未免太过绝情。按我说，既然咱们都是四品，那就一起出钱，这样才公平嘛！”

    各人听了，也都是一阵笑声。可阮元忽然一瞥，见刘凤诰也在一侧，不禁自觉失言，刘凤诰之前与他交情不多，尤其是他升了编修之后，和原本是探花的刘凤诰已是同品。故而刘凤诰一直不服自己，听闻他一年来，一直潜心读书，这才拿到二等第一，也升了四品。自己这一番话，却把他也算进去了。刘凤诰家境贫寒，这样和他开玩笑，未免有些不妥。

    想到这里，阮元也回身道：“金门兄今番也得高升，小弟原是要敬金门兄一杯的，只是金门兄家事，大家也都清楚，不如这酒钱就由我和西庚二人分担，不劳金门兄破费了。”

    刘凤诰听了阮元这话，也有些不好意思，道：“伯元，不就是一顿饭的钱嘛，没关系的，你这次变笔赴试，佩循也和我们说了。你这第一，是真金不怕火炼，我们又怎么会为难于你？之前是在下糊涂，一直把伯元当作对手，反而失去了一个朋友，这酒钱应该罚的。以后翰詹依然是一家，还望伯元多指教才是。”他原本确实视阮元为劲敌，可毕竟这次大考，自己也升了四品，心愿已足，也就收了成见。

    阮元也还礼道：“金门兄，小弟在翰林这些年，只觉金门兄勤学苦练，此等专一，翰詹再无人及得。金门兄愿意交小弟这个朋友，小弟也是求之不得呢。”自此之后，阮元也颇多与他交往，只是刘凤诰原本是一等第一，却因乾隆改易名次，提拔了阮元和吴省兰上来，被降到二等之事，此时各人却还不知。

    各人又多饮了几杯，不能喝酒的，纷纷改了茶水。阮元见卢荫溥神色有些闷闷不乐，想来他六年前列在二等，却未升迁，此次列在三等改部，只得了六品，自然有些过意不去。也敬卢荫溥道：“南石兄，其实南石兄才学，我等是知道的，这次改部，以后职务反而更重要了。礼部掌国家仪制，南石兄要以后要做的，比我们这翰詹舞文弄墨，可要难多了。更何况，小弟初入翰林之时，翰林规矩，均是南石兄所指教，眼下想来，也受益匪浅。小弟也不饮茶了，这一杯酒，再敬南石兄，日后又需要小弟帮忙的，小弟一定尽力而为。”说着又拿回之前饮酒的杯子，斟满之后，走向卢荫溥。

    其实阮元所言，卢荫溥又何尝不知？六部官掌机要之事，要比翰詹更得信任，只是眼看阮元等几个晚他多年入仕的后学都升了四品，自己却是六品，还是有些不服。听了阮元劝慰，卢荫溥也有些不好意思，道：“伯元，你既然得了第一，这文章上的功夫，定然是比我强多了，原是该我再敬你一杯的。可伯元盛情如此，若我再行推却，反是我不知礼义了。”说着也斟满一杯，一饮而尽，可话虽如此，心中的不快却不是一时可以消除。

    众人见卢荫溥心绪低落，想着毕竟翰林里有同门之谊，卢荫溥又比各人早入翰林，算是半个师长。而且他这一改部，之后再行饮宴，便是难上加难，也一一站起，向卢荫溥敬酒。

    可忽听汪廷珍道：“诸位，在下原本不胜酒力，这一杯下来，若是再饮，就要失态了，在下先行告退。”说着也不等各人反应，便径自离了坐席，下厅而去。刘镮之忙喊道：“瑟庵回来！这还没尽兴呢，怎么……”可汪廷珍再不答话，转眼之间已在外门处了。

    刘镮之看劝说无效，也叹道：“瑟庵的心思我清楚，他原本是榜眼入仕，此次也是二等，可你们几个都升了四品，他却是五品，本是有些不乐意的。不像我，本来学问就那么回事，升了五品啊，我还得高兴几天呢。”其实那彦成也只升到五品，可大家都知道，旗缺易补，只怕各人再难升迁，他却可以每年都升一级。这番隐情，各人都是知而不言。但总观诸人，确是汪廷珍最不理想。

    阮元想着，心中也觉得有些怅然，翰林这些同列，原本地位相近，品级相同，故而没有高下之分，能在学术上相知相熟。可此番大考之后，大家官职渐渐有了差异，虽说翰林之中，各人职务类似，少有职权轻重之分，可官职升迁并非只关系职权，以后同列来往，薪俸高下，都会有所不同。只怕日后同学之间，也要渐渐生分了，想到这里，也不知以后该如何是好。

    到这年五月，阮元入仕也只满两年。眼看他一日千里，朝廷里自然也有了各种声音。

    “你听说了吗？这位新任少詹事，去年还给和中堂送过礼呢。”

    “我当然知道了，而且我还听说，翰林大考前几日，和中堂见过这位少詹事，想来是和中堂手眼通天，把大考试题预先告知了他，皇上才取他做第一，要不然，哪有刚做了两年官，就做到四品的？你看旗人里面，这样的也没有几个啊？”

    “我早就说嘛，人不可貌相，这阮少詹人看着老实，我看心眼多着呢，你说人家怎么只去了和中堂家一次，就让和中堂这般提点上了呢？”

    不过大家也渐渐发现，阿桂和王杰，两个平日与和珅最为不睦之人，竟然在阮元升迁上没有任何反对意见：

    “怎么，阮少詹的第一是皇上钦点的，你还要反对不成？翰詹历来如此，有才学者进，无才学者退，哪有那么多门道？若是他以后庸碌无为，皇上一样可以把他降下来。你们有什么意见？”

    “阮元学行我最为清楚，让他做少詹事，是皇上英明，不拘一格。这是我大清的福气啊？再说他虽然升迁了，职务也更重了，南书房、日讲起居注，哪一个轻松了？若是这些职务都转给你做，只怕用不了几日，皇上见你学识平庸，也就撤下来了。皇上近臣，不用庸碌之人，你们应该知道啊？”

    也正是有了阿桂和王杰的支持，虽然阮元超迁一事一直颇有非议，却无人能诬告陷害于他。渐渐地，阮元的位置也就稳定了下来。

    不久之后，扬州也收到了阮元的来信，得知阮元超迁，阮承信和江彩自然大喜，一连庆祝了三日。只是想到阮元来信之中，提及俸禄已足家用，询问江彩入京之事，阮承信和江彩还是有些犹豫不决。

    江彩考虑再三，终于决定和阮荃一起北上，毕竟自己和阮元是夫妻，夫妻分别多年，终是不合齐家之道。想来阮元俸禄已足，自己家用无缺，即便之前有过水土不服的经历，这一次入京饮食上谨慎一些，想来也就能应对过去。阮承信听了，也支持儿媳的想法。想着自己和阮元分别，更是有五年多了，自然也想着见见有出息的儿子。阮家家中很快计议得当，阮承信、江彩、阮荃和刘文如一同北上，阮家则交由焦循打理。

    这一日阮元收到扬州来信，言及江彩一行，已经出发，不日将到京城，自也欣喜。忽然听杨吉进来，道：“伯元，钱先生来了，看他样子，像是要离京了，说临走之前，还有些话，想嘱咐你一番。”

    阮元听闻钱大昕来了，自然大喜，可听杨吉说，钱大昕不日即将离京，也有些不解，忙和杨吉一同，迎了钱大昕入内，问道：“辛楣先生，学生这些时日，忙于南书房事务，未能及时拜访，是学生的不是。只是不知先生为何，竟要离京而去呢？”

    钱大昕却显得异常从容，道：“伯元，我去馆中后院，再与你说清楚吧。”阮元知道钱大昕可能是有些事，担心会馆前面偶有客人，不愿与他们言及，便在前面带着钱大昕进了后院。钱大昕眼看只有自己和阮元二人，才开口道：“伯元，其实我当年来京城，原是想看着你和渊如考进士的。只是后来遇上一些老友，还是不能自禁，和他们多交流了些时日。再后来，皇上让我到翰林院充任教习，我难以拒绝，但皇上知道我年老体衰，只约了两年之期。眼下两年之期已到，翰詹大考，尘埃落定，你也做了少詹事，和老夫当年挂冠之时一般。想来老夫也该放心了，这京城，也没什么好留恋的了。”

    阮元知道钱大昕为人淡泊，不把官位爵禄放在心上，留在京城这许多年，可能也有与自己一见如故，希望精心栽培于自己的心思。这番话钱大昕不会说，但这个情自己要答谢，便作揖道：“学士与辛楣先生萍水相逢，得蒙先生赐教六年，先生虽非阮元座师，授业之恩，却不亚于三位座师。眼下学生俸禄，已渐供得开支，自然当是学生报恩之时，若是先生有所不便，学生必尽心竭力，以报先生垂训之德。”

    钱大昕微微点头，却不变声色，道：“其实报恩与否，我从不在意的。可若是我今日之言，你能听了，日后记下，在老夫看来，你便是报恩了。只不过报的不是老夫之恩，而是天下人供你读书为官之恩，你可清楚？”

    阮元一愣，已知钱大昕之意，道：“学生清楚，学生衣食，皆是天下人耕织所得，学生自当勤勉为官，护天下人太平。”

    钱大昕道：“不错，你能有这番思索，足见你善心未泯。只是这天下……唉，已经不是老夫年轻时那个天下了。老夫之言，或许你会觉得，是悖逆之言。可老夫心中，也总有些事不吐不快。伯元，你涉世未深，有些事，也是你应该知道的。接下来老夫所言，或许已涉大逆，你可还愿意一听？若不愿意，老夫立刻就走，绝不打扰你分毫。”

    阮元道：“先生这是哪里话？先生身在书史，心忧万民，学生向来敬佩，断不致因先生之语，而称先生悖逆的。”

    钱大昕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这一番话就与你说了罢。伯元，你可知十六年前，我因何不再入仕，只是闲居家中，十年不再踏足京城？”

    阮元自然称不知。钱大昕叹道：“其实这番缘故，我早该告知你了。那是乾隆四十年时，我因丁忧之故，去职归家，这原本是天经地义之事。眼看家居数年，即将服除，我原也想着守制终了，便回归京城。可也就在这时，我收到了二云的来信，二云在五代史事上有些难于抉择之处，前来请教于我，可他来信除了请教，却又提及了另一件事。”

    “当时皇上在修《四库全书》，开馆纳士，依二云的学问，自当名列其中。二云精于史部，不仅将乾隆四年殿刻的《二十三史》一一精校，列于乙部，更从《永乐大典》和《册府元龟》中遍搜北宋薛居正遗文，最后竟将那早已失传百年的《旧五代史》恢复了十之七八。老夫看了，自然为他欣喜。薛史早佚，便老夫之前，也未见得全本。二云修列旧史，成今日《二十四史》之名，实在是有再造之功。”阮元也知道邵晋涵这些故事，点了点头。

    “可二云来信，却不只是为了求教，信的最后，提到这样一件事：皇上对这《旧五代史》辑录，一直颇为上心，故而二云早早手录一遍，献与了皇上。可没想过得几日，皇上诏二云前去，竟问起二云，为何金章宗之时，竟削去此书之位，仅列欧阳文忠公新史一书？二云一时不明其意，归家后细细看了，方知皇上意思。”

    “那《旧五代史》修于北宋之初，彼时宋人自以上国，视四裔为夷狄，故而行文之中，多有贬斥之语，言及契丹，多言‘戎’、‘虏’、‘犯’、‘盗’之字句。二云想起皇上之言，才知道这些字句，是入不得四库的。其实欧史亦有此等字句，金人废薛史，也未必是因戎虏之言。但彼时修《四库》，有些著作，即便入选，皇上也一再下令，有违碍之语，当即改去。更何况有些国朝鼎定之时的文人集子，只因其中偶有冒犯国朝，即被查禁了……二云也清楚，若是这些字句如数列入四库，只怕自己必遭惩处不说，就连这好不容易辑出的《旧五代史》，将来只怕也保不住了。”

    “所以，二云踌躇再三，只好弃车保帅。他和我说，他之后不久，便将初次辑出文稿毁去，重新辑录了一份，这次便只好对薛史旧文，多有改易了，譬如原文只有戎字，若指的是契丹，便直书契丹。就连‘犯’、‘寇’诸字，也只得改为‘入’、‘据’……二云也告知于我，他所为此事，实在是无奈之举，眼下考据大兴，古本优于今本之理，二云又如何不知？可为了《旧五代史》能留于后世，他不得不如此了……他说，这书已经失传了一次，他不想因为个别字句的违碍，让这书再失传第二次……”（按：《旧五代史》辑录之初，于邵晋涵抄本中即有改动，武英殿本更多。但改字的问题，已于民国之时，由学者陈垣加以修正。目前常见的《旧五代史》版本，已不存在这个问题。）

    阮元在京城多年，自然也知道乾隆因为忌讳，在修订《四库全书》之时，对违碍词句，往往有所改动（按：现代古籍整理出版，以古本为据，已是通识，只有全无古本可据，才会以《四库全书》本为据，故而现今流行的古籍版本，除非仅有《四库》孤本，已不存在《四库》改字的问题。）。故而也十分同情邵晋涵，问道：“那……难道先生便是因为此事，不愿再回京城了么？”

    钱大昕道：“当日之事，也不只如此。其实不瞒你说，我仕官之事，之前是与你讲过的，那还是乾隆十六年，那个时候，皇上正当盛年，意气风发，凡所决策，无不圣明。老夫那时候，也是真心把皇上当做神明一般。可二十年过来，皇上年纪大了，疑忌之心，也与日俱增，民间生员，多有因诗句中偶有一二违碍之处，便被检举出来，定了大逆的。甚至有些诗句，看来并无不通，却也有人穿凿附会，说是悖逆之言……皇上他清楚，老夫绝无犯上之心，故而老夫写那《廿二史考异》，皇上从未过问。可这般寻章摘句，老夫……老夫也实在是心寒。想想二云勤于四库，本是为了存遗文于后世，不使先人之言湮没无闻，可现实却是……老夫想到这里，归京之心也就淡了，之后守制期满，也只闲居家中，在江南各个书院讲学为乐，京城却是不愿再来的了。后来因为遇见你和渊如，觉得你们或许可以挽狂澜于既倒，才与你们北上，想着再指点你们一番。”

    想到这里，又不禁叹道：“皇上钦定正史，二十四部，可我只写《廿二史考异》，却是为何？只因这《明史》和《旧五代史》是国朝修订辑录，老夫生于国朝，又有何异可考呢？想来还是不添这个麻烦了罢！”

    阮元听着，也知道钱大昕是一心为了学术，并非什么“悖逆之言”，更何况，他既然选在后院和自己说这番话，便是想让自己保密。既然已是秘密，又有何“悖逆”可言？当下答道：“先生此言，也是为了学问，乃是心忧天下之事，绝非悖逆之言。只是这天下，眼下尚属太平，先生希望学生挽狂澜于既倒，却是找错了人啊？”

    钱大昕笑道：“天下太平？若早得二十年，说一句天下太平，老夫倒也深信不疑。可如今的天下，早已是危机四伏了。皇上八旬万寿，本来说的是督抚藩臬，进献自便，可最后天下督抚藩臬，皆有厚礼，这事你可知道？”

    阮元道：“此事学生略知一二，这些日子，学生准备日讲和南书房之事，和皇上见得多了，皇上也偶有提及，说天下督抚，皆是尽忠之人，故而人人都有进献。”

    钱大昕道：“尽忠？皇上原来说的是进献自便，可下面接到的诏书呢，却都是三品以上皆需进献啊？想来是有人从中改了诏旨，可即便如此，这番尽忠，背后又是什么？外官中三品以上的督抚提镇，加在一起要有上百人，皇上八旬万寿那日，你也看见了，除了你朱恩师，其余督抚无不是大肆铺陈，竞相夸耀。可这进献出自何人，出自天下万民啊！他们为了在皇上面前尽忠，背后便只好巧立名目，百般搜刮。总督要献礼，巡抚要献礼，布政使按察使要献礼，这些礼加在一起，百姓承受得来吗？”

    “伯元，你年纪还轻，老夫也知道你自幼生长扬州，本是富贵之地，或许，你还没见过真正贫苦无依之人。可老夫数次出任学政，挂冠以后也多次前去中原游历，天下人什么样，老夫看得清楚啊。眼看乾隆一朝，天下户口从一万万变成了三万万，可这新增之人，却大多都是穷苦之人。湖广、河南，都有不少，平时无灾无疫，倒也罢了，一有水旱灾害，便是成千上万人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。可州县官吏呢，在官府中饱私囊，一到救灾赈济，便敷衍了事。各地亏空，也是一日甚于一日，只不过眼下大多百姓尚有生路，故而看起来天下太平罢了。可长此以往，只怕……伯元，你以后的路，可不好走啊。”

    “伯元，我知道你身在翰詹，又在南书房随侍，文章诏敕之事，绝不会少了的。其实你献《宗经征寿说》，大考的三不同，老夫都知道。若只是为翰林公事，偶一为之，老夫不怪你。可若是你将那些迎合皇上的词句，都一一当了真，那便是已入了歧途了。我等读书做官，所谓何事？是为了生民和乐，教化人心，可不是只为了曲意逢迎啊。若是你心中，没有天下万民的位置，那这圣人之言，可就白学了。”

    阮元听着，已知钱大昕对自己这一年的行为，其实颇不满意，自己几篇文章，也确实是在一味称颂乾隆，而忘了民生疾苦。想到这里，心中也自觉得无比惭愧，额头上汗水涔涔而下，道：“先生此言，学生记下了。不瞒先生，学生之前文章，确是……确是只想着皇上恩德，却忘了天下之事，这件事，原是学生思虑不周，还请先生见谅。”

    钱大昕笑道：“其实你给和珅送礼之事，我也有听闻，但我相信，你有你的想法，绝非为了自己官禄而走捷径。后来看你和孙渊如，洪稚存他们依然把酒言欢，我也确信你本心未泯。所以老夫眼看要离京归乡，还想着再过来一次，把这些事告知于你。但你以后的路，就要靠自己了，即便老夫不走，老夫这把年纪，又能帮你多少？伯元，至少眼下，老夫还是相信你的，老夫相信你有了机会，一定会造福万民。可官场之上，有诱惑的事物，实在太多了，你可一定要坚持自己的道路，不要为名利所诱啊。”

    阮元听了，知道钱大昕是悉心指导自己，也再次对钱大昕拜过。他也清楚，自己骤升四品，极易碍于虚荣，把持不定。钱大昕这临别前的一番话，让他再一次坚定了自己为官的本心。

    钱大昕不久之后，就离开了京城，而阮元也依然谨慎行事，不与和珅一党来往。吴省兰多次邀他饮宴赴会，阮元均自婉拒。但话说回来，阮元毕竟在南书房要入值，还要准备日讲起居注之事，原本也有这些有力的理由来回绝吴省兰。

    这一日，和珅问起吴省兰时，吴省兰也无奈的答道：“致斋，我看他的意思，确实是不愿与你多来往。可他平日南书房、石渠宝笈、日讲这些事，都是皇上任命，我没法和皇上抢人啊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    “和皇上抢人？”吴省兰无意中的一句话让和珅如梦方醒。

    “吴老师，阮元平时和什么人在一起的时间多些，是阿中堂、王中堂他们吗？”

    “也不是，他平日提到的人，最多的是三个，一个是刘墉，一个是沈初，还有一个是彭元瑞。彭元瑞和王杰来往多些，却也不算密切，刘墉和沈初都是各自做各自的事。”沈初是《石渠宝笈》撰修的另一位主持，以文学为乾隆重用。

    “吴老师，我明白了。”和珅忽然说了这样一句话。

    眼看吴省兰一时不解，和珅道：“是皇上不想让他和我走得近，故而安排了他这些职务。当然，这样一来，他和王杰他们，一样不会亲近到哪去。皇上这番用心，其实是想亲自栽培他，让他做皇上自己的人，而不是我们，或者王杰的人啊。”

    “致斋，你想多了吧？或许就和沈初一样，是皇上专用的文人呢？”

    “文人？以他的才能，只做个文人，那不是大材小用了吗？”

    但无论如何，和珅想拉拢阮元的计划，就这样落空了。而阮元的为官之路，也渐渐稳定了下来。

    这年五月，阮承信、江彩、刘文如等人也来到了京城，一家人终于又团聚在一起，而更大的幸事还在后面。

    五个月后，因吴省兰升迁内阁学士，阮元被提拔为詹事，位列正三品，同时，阮元又加文渊阁直阁事、仪礼石经校勘官二职。此时阮元只有二十八岁，而他从进士登科到升任詹事，只用了两年零六个月的时间。

    乾隆五十六年，是阮元的命运被彻底改变的一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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